明清艳情小说的成就与特点
微微小编 2015-08-06 16:46:33
性文学指直接描写性爱、性行为、性心理、性关系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文学作品。限于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，在中国对这类文学作品的研究还很不够。据考察，南朝乐府民歌，开始出现对性爱的肉体行为的描写。进入唐代，性观念开放，出现了典型的性文学作品。
其一为张文成著骈文传奇小说《游仙窟》。这篇小说用第一人称自叙旅途中在一处神仙窟中的艳遇。描写“下官”与十娘交流感情之后，渐人佳境，他们在夜深更久，情急意密之时，共效云雨之欢。“两唇对口，一臂枕头，拍搦奶房间，摩挲髀子上，一啮一快意，一勒一伤心。鼻里酸痹，心中结缭；少时眼花耳热，脉胀筋舒。始知难逢难见，可贵可重。”所写性爱是一种幻境中的婚外恋，没有拘束，不以婚姻为目的，没有“贞操”、“负心薄幸”、“始乱终弃”这类观念的重压，只是自然地凭感情的自由表达、抒发、交流。性爱是美好、欢乐的，而不是罪恶的，也不是耻辱的。其二，是白行简《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》，描写了各阶层人物的性行为。阐发了作者的性理论，还传播了性知识。
到明清时期，性文学以小说为主要表现形式。这类作品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称之为艳情小说，以《如意君传》、《痴婆子传》、《素娥篇》、《弁而钗》、《肉蒲团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姑妄言》等为最有代表性。而《如意君传》、《痴婆子传》、《素娥篇》、《春梦琐言》在明代最著名。“存天理灭人欲”的封建主义思想统治下，这些艳情小说在明清两代一直遭受禁毁厄运。受封建统治者与观念陈旧狭隘读者的双重压制，几乎被毁灭。作为文化遗产中被禁毁而又幸存下来的作品，以孤本、抄本传世，显得更加珍贵。这些作品反应了传统文化的某些特点，在文言小说史、艺术史及性文化史上均占有一席重要地位。
《如意君传》在嘉靖年问已流传，叙写武则天与男宠薛敖曹之间的性关系。武氏已七十高龄，性事不得满意，宦官牛晋卿向武氏荐伟岸雄健男子薛敖曹。敖曹被召入宫，极力满足武氏的要求，小说着重描写他们性事的和谐愉悦。薛敖曹陪伴武氏，顺从武氏，但内心有顾虑有痛苦，终于主动离开宫廷。武氏想再召敖曹入宫，敖曹乘千里马逃去民间。
作者推崇性事，让国君与平民交，性超越了等级伦常。写薛敖曹“内助于唐”，以性事助唐治国，把性事推崇到志高无尚地位。在客观上批判了禁欲主义。从两性关系角度看，武氏是主宰者，薛敖曹是被动者，让男人做附庸，改变了男尊女卑、男动女静、地为天用的正统意识。薛敖曹在服务于武氏时，是民与君交，怀有恐惧、痛苦。薛敖曹逃出宫廷，流落民间，最后皈依了道家哲学，无欲而安。由崇性纵欲又走向禁欲。
《如意君传》把性写得既快乐又痛苦，把性与政治、国事联系，不是孤立地单纯地写性。人的性行为具有社会、文化的属性，人的自然属性、直接的自然的关系不可能与社会属性、社会关系分开。《如意君传》把人的性行为联系社会性描写，写得复杂多面。《金瓶梅》能把性与西门庆家庭、晚明社会联系起来描写，应该说《如意君传》已给提供了先例，开辟了道路。
晚明万历至崇祯是小说高度繁荣发展时，《痴婆子传》产生在明代万历年间，正逢小说繁荣期，小说开头称有筇客者访问一位发白齿落而风韵犹存的七十老媪，媪即将一生的性经历性生活的不幸遭遇作了痛苦的回忆，进行了详细地述说。老媪上官阿娜从少女怀春到出嫁封建世家栾家为妻，先被奴仆大徒、伯克奢奸，后又被公公栾翁奸，被寺僧如海及其师奸污。阿娜在男权社会的困境中，成为性榨取的对象，被劫被挟被胁迫。《痴婆子传》塑造的痴婆阿娜是一位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女性形象。小说也描写了阿娜对费生、盈郎的偷情。本能欲望得不到合理的实现，不得已作性压抑的变态宣泄，也是向男权社会的一种抱复。
小说作者怀着愤慨之情写阿娜的体验与感受，叙述中充满了一个女人用一生苦难沉积成的愤怒与仇恨。《痴婆子传》对女怀春的心理作了细致而真实地描写，肯定人的本能欲望的自然性、纯真合理性。而小说的描写启示做父母者：对少男少女的青春萌动的欲望只能引导、而不能回避、堵塞与压抑。阿娜年少之时喜读《诗经》，父母废淫风不使颂读。阿娜只好偷读。但对于情诗所写男女相悦之词，仍觉不可理解，只好向北邻少妇请教。少妇先向阿娜解说男女在生理上的不同。但阿娜对男女为什么相悦仍感不解。少妇进一步解释说明男女交接的自然性。
阿娜受这种思想的启蒙而产生了与表弟慧敏偷尝禁果的欲念。这种萌动是自然的纯真的。阿娜进入封建家庭之后，在越轨纵欲的环境中，被迫陷入性迷狂，实际上成为了这个封建家庭中的娼妓。最后，阿娜与塾师谷德音产生了爱情，赤诚相爱。真正的爱情为封建礼教所不容，谷德音被鞭打，阿娜被赶出栾家。小说最后写道：“上官氏历十二夫而终以谷德音败事，盖以情有独钟，故遭众忌。”封建家庭中允许越轨纵欲，而不容阿娜的真正爱情。作品写出了自在状态存在的真实的女人。今天的读者觉得她并不可爱，但作者对她悲剧命运的真实描写，足可令人震撼。
在艺术上，《痴婆子传》是有独创性的。它在语言风格上文约事丰、言近旨远、蕴籍含蓄，极富有传统史传作品的美学风貌。最具有独创性的是女性视角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方式、叙述倒装手法，这三者结合，在古典小说中是一种创造，陈平原著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》指出：“作为故事的记录者与新世界的观察者而出现的‘我’，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并不罕见。中国古代小说缺的是由‘我’讲述‘我’自己的故事，而这正是第一人称叙事的关键及其魅力所在。”由此可见，《痴婆子传》的叙事艺术成就，超前地具有了现代小说艺术的特点，更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。
《素娥篇》刊印在明万历四十年(1612)到天启二年(1622)这十年间。全书图文并茂，有图47幅，首两幅末两幅为故事开头结尾情节的绘形。武则天侄儿武三思和侍女素娥之间的性爱故事。实际上借武三思与素娥代表男与女、阴与阳，表现阴阳和合，男女互补。《素娥篇》43幅性行为图，不是某种性技巧的图解，而是性美观念的形象化。如第19(日月合璧》，意境为日月合璧、妙夺天象。与之相配《长相思》词为：“日东升，月东升，乌兔分司昼夜明，原来不并行。天无情，却有情，合璧潜通日月精，趣处妙难评。”《素娥篇》以散文、诗词、绘画结合，形象地展示了作者的性美而不是性恶的新观念，并企图告诉人们：性的满足是一种艺术的感觉，和音乐、绘画、诗词是相通的。
《弁而钗》是一篇男同性恋的赞歌。产生在明崇祯年问，题“醉西湖心月主人著”。写李又仙救父卖身到男同性恋妓院，被燕龟鞭打后接客。后遇侠义之土把李又仙救出。李又仙为报答搭救之恩，男拌女装保孤抚孤，以母亲身份抚养一孤儿。小说写易装、易性，批判了异性恋霸权、冲击了性身分的两分模式。
《金瓶梅》、《肉蒲团》这两部著名的中国古代小说，都描了行为、性心理、性关系，并因此而引起读者的关注与兴趣，也引起明清封建统者对它们的禁毁。
两部小说写性爱有相同之处，也有很大的差异，尤其是作者的性观念性意识有着很大的不同点。在明清性小说中《肉蒲团》最为流行，《肉蒲团》一名《觉后禅》，坊本改题《耶蒲缘》、《野叟奇语》、《钟情录》、《循环报》、《巧姻缘》，六卷二十回。题署：情痴反正道人编次，情死还魂社友批评。首有西陵如如居士序。清人刘廷玑、近人鲁迅、孙楷第都认为《肉蒲团》是李渔的作品。从《肉蒲团》构思奇异、语言清新流畅，善用偶句与譬喻，与李渔其他小说风格相一致。
《肉蒲团》第一回“止淫风借淫事说法，谈色事就色欲开端”作为引子阐发了作者的情欲观。他说：“照拘儒说来，妇人腰下之物乃生我这门，死我之尸。照达者看来，人生在世若没有这件东西，只怕头发还早白几年，寿算还略少几岁。”他把适度的性行为比喻为人参附子，“只宜长服不宜多服，只可当药不可当饭”。据这种有益健康的观点，作者应当既反对纵欲，又反对禁欲的。然而小说展开的情节，描写的形象与这种见解是相矛盾的。
书生未央生有才有貌，要做天下第一才子，娶天下第一位佳人。经媒人介绍招赘在铁扉道人家为婿，其妻玉香受父亲的道学思想束缚，不懂得性事。未央生用春宫画册启发玉香潜在的情欲，方达到夫妻的和谐。后来，未央生觉得玉香还算不上天下第一位佳人，于是以游学为名外出访女色，在张仙庙中造一本《广收春色》册子，记下庙内拜求子息的美艳少妇，分特等、上等、中等。册子上有银红(瑞珠)、藕色佳人(瑞玉)、玄色美人(花晨)等。
在未访求这几位佳人之时，未央生结识了赛昆仑这一侠客。赛昆仑嘲笑未央生阳物太小，虽有才貌，是中看不中用的。未央生拜求术士，用狗肾补人肾，使微阳变成巨物。未央生在赛昆仑帮助下，结识了卖丝商人权老实的妻子艳芳，与艳芳先淫后出走。在艳芳怀孕后，未央生又与隔壁住的香云发生性关系。香云并把未央生介绍与其两个妹子瑞珠、瑞玉和姑姑花晨，共享“三分一统”、“共体联形”之乐。权老实发现妻子艳芳与未央生发生关系，被迫把妻子卖予未央生。权老实要以冤报冤，到铁扉道人家当佣工，与未央生妻子玉香发生关系，并私奔离开家乡，玉香被卖到京城仙娘妓院为娼，并从鸨子处学得三招绝技，成了名震京师的妓女。未央生一心要嫖名妓，到京城仙娘妓院，玉香发现他是自己的丈夫，躲避起来，悔愧自杀。
未央生在和尚孤峰大师教诲下后悔莫及，把自己阳物割掉，出家做了和尚。未央生在作者笔下宝贵自身与才貌，又不肯为官为优。他追逐女色，既有满足感官放纵的一面，也有对女性的爱怜。艳芳、香云、玉香、瑞珠、瑞玉等女性形象，虽只满足于私通，缺少情爱的升华，但她们不求权势、不慕钱财，只求男人有才有貌有力，显示了对封建贞节观、禁欲主义的反叛。
《肉蒲团》离开社会背景，孤立地写性行为，没能象《金瓶梅》那样触及广阔的生活领域，对性欲表现融进广大的世界中，不免显得单薄、肤浅。作者为了肯定男女感官快乐的自然性、合理性，过多地叙写性知识、性技能，束缚了作家真正的艺术想象力。作者在描写性行为时重肉体本能，重感官而不重精神、心灵。作者在情欲上走向两个极端：纵欲与禁欲。
《金瓶梅》作者有“女人祸水”、女色杀人的思想。词话本第一回引词：“请看项籍并刘季，一怒使人愁。只因撞着虞姬、戚氏，豪杰都休。”《金瓶梅》张竹坡评本第一回“色箴”日：“二八佳人体似酥，腰问仗剑斩愚夫；虽然不见人头落，暗里教君骨髓枯。”这都表现了作者与改写者封建主义男权制的情欲观。相比较而言，《肉蒲团》作者也有生命意识与享乐意识之间的矛盾困惑，但比《金瓶梅》作者开明，在性行为描写时，笔调轻松、享乐主义是突出的。《金瓶梅》作者的性恐惧心理更为明显。与《肉蒲团》等其他明清艳情小说相比，《金瓶梅》更有积极的一方面。
《金瓶梅》作者以长篇小说形式最早着笔写人的自然情欲，把被掩盖被忽视的方面加以正视，给予直接地表现，这是作者的开拓与创新。《金瓶梅》产生在明末，重视描写世态炎凉，把性描写与西门庆家庭生活、广阔的市民社会相联系。这说明，性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，是文化的。人的自然情欲、直接的自然关系不可能与社会属性、社会关系分开。《肉蒲团》产生在清初，并未能继承发展《金瓶梅》的积极成分。《肉蒲团》写未央生的艳情活动，游离在社会生活矛盾、人情世态之外，其思想与艺术价值远不及《金瓶梅》。李渔在《肉蒲团》第二回评语中有意抬高自己的作品，贬低《金瓶梅》，他说：“此独眉眼分明，使人看到人题处便俱了然，末后数语又提清绵远，不复难为观者，真老手也。《水浒》而外，未见其俦。有谓与《金瓶》伯仲者，无乃淮阴、绛灌乎。”。意即谓《肉蒲团》羞与《金瓶梅》等列，表现了李渔的局限。
《金瓶梅》作者塑造了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潘金莲形象。她争生存、求私欲、精力旺盛，有心机，聪明、美丽。她狂热的展示自然情欲，完全不受传统道德的遏制，表现了女性的主体意识、女性对自我生命的觉悟。潘金莲的行为在客观上体现出追求个性解放精神。她以极端的形式反叛、冲击男权制、封建纲常伦理。她是一个被污辱被损害的普通女性，是男权制封建社会毁灭了她。潘金莲形象的社会意义远远超出《肉蒲团》等艳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。
《金瓶梅》是一部具有艺术性的写实小说，开拓了中国小说新的题材，拓展了审美领域。
《姑妄言》书成于清代雍正八年(1730)，在《金瓶梅》、《续金瓶梅》、《肉蒲团》之后，《红楼梦》之前。故事以明崇祯朝为背景，写社会世情，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，写到各阶层人物。作者立意在劝人向善，表现善恶贞淫各有报应的思想，性描写文字较多，所写者有一女多男、一男多女及乱伦，男女同性恋、人兽杂交(人与驴、人与狗、人与猴)、性交猝死等。写采战法则有采阴补阳，采阳补阴。写春宫图册的催情作用。写春药揭被香(塞入女阴户)、金枪不倒紫金丹。性具缅铃、白绫带子及角先生。写缅铃比《金瓶梅》更具体，明确，自云南、贵州得到，带到南京，“侯捷的大管家私下孝敬了姑老爷两个缅铃。一个有黄豆大，是用手攥着的。一个有榛子大，有鼻如钮，是妇人炉中用的”。这种用法为其他艳情小说未叙写过。《姑妄言》为明清性小说集大成之作。
中国明清艳情小说往往过分地注重肉体感受、注重房中术的运用、注重奇异的假想。在情的浓度深度上不如现代小说《廊桥遗梦》。
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名篇各自的成就与特点，已显示出它们的历史地位与价值。文人描写性爱的作品，把被禁锢被掩盖被否定的人的自然本性加以正视、敢于描写，是对封建禁欲主义的反悖。这类作品写丑写兽亦写人，写人的本能欲望，展示人性的弱点，从而探索人生体悟性美。
艳情传奇小说作家在写情欲批判封建禁欲主义时，往往也展示了情欲的放纵，在批判旧恶时又陷入新恶的深渊。所以说，这类作品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研究意义，但不能作为大众读物传播与鉴赏。从人类历史长河来说，在性爱问题上曲曲折折走过漫长路，长时期走不出“禁欲——纵欲”的怪圈。只有到了今天，有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，才能够建立以科学的性观念与高尚的性道德相统一的性科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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