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家文化对你性生活产生什么影响

 

2、“礼”是中华性文化的特点之一

 

我们进行一些世界古代民族的性文化对比研究,发现中华性文化绝不像古希腊那么浪漫,不像古罗马那么放纵,不像古印度那么神秘,不像古代日本那么粗鲁,而是很讲“礼”,最典型的话是“床上夫妻床下客”,“娘子,小生这厢有礼了”。对性的态度则是“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”,连在文学方面的性交描述、春宫画中的性交描绘都是那么文雅、温柔与含蓄,和其他民族的性文化有很大的不同,不能不说是受了儒家文化的很大影响。

 

儒家文化很提倡“礼”、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,这是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,“礼”就是一种规矩。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封建礼教扼杀了人性,压迫了人性,可是儒家最初提倡的“礼”却是有它的很大合理性的。夏、商、周是中国从野蛮时代进人文明时代的最初阶段,在野蛮时代,上下关系、男女关系以及人与人的交往在很多方面都是无矩可循的,所以一些大圣大贤们把“制礼”即制定规矩作为一件大事来抓。

 

周公旦就是这么一个人,他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,后人甚至把夫妻过性生活就称为“行周公之礼”。周公是孔子所崇拜的精神偶像,到了春秋、战国,群雄纷争,天下大乱,“礼崩乐坏”,孔子非常着急,极力提倡“克己复礼”,倡导人与人之间要有一套行为规范以约束自己,以调节人际关系的和谐,稳定社会秩序,这是有很大的合理性的,因为它是一种社会需要。

 

这和封建后世所倡导的封建礼教不完全是一回事,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丢掉了“礼”的合理内核,使“约束”走向极端,就完全变成了谬误了。性的约束在任何时代、任何条件下都是必要的,现代所倡导的“性文明”,归根结蒂也就是两个内容健康的自由”加“合理的控制”。

 

自由反映出人性的需要,但是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,而要健康;控制,或云约束,反映出一种社会性的需要,对于性以及人类的一切行为,社会都要加以控制,但是不能像封建礼教那样控制,控制要合乎人性,要合理。

 

3、提倡“中庸之道”

 

中庸之道是儒家所大力提倡、世人所奉行的思考问题、待人接物的基本态度。《论语•雍也》载孔子的话说中庸之为德也,其至矣乎哉!”意思是中庸作为一种品德素养,是最完善的了。“中”是不偏不倚,恰如其分,思想和行为都不能过头,也不能有差距,即所谓无过,无不及。“庸”有两层含义,一是“用”指实际施行;二是“常”,指恒定不变;“中庸”就是持久、一贯地实行“中”的准则。

 

中庸之道十分提倡“执其两端用其中”的处事方式。古人认为事物具有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,称之为“两端”,处理问题则要把握住两端,找出联结两端的某一个平衡点,以一种稳妥、适中的方式来求得解决。中庸之道还提倡“无可无不可”的应变方式。

 

“无可”指不绝对地认可其中的一种做法而排斥其他,“无不可”是不绝对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做法。孔子认为“君子之中庸也,君子而时中”,君子奉行的中庸就是要“时中”,“时中”乃是根据时间场合的不同而变通“中”的标准,承认调节变化,要避免死抱一成不变的价值尺度,也不死守单一的行为方式。

 

中庸之道对后世的影响很大,表现在方方面面,也表现在性文化上。

 

许多人都认为儒家提倡性禁锢,对性采取了一种保守的态度,其实不尽然。在儒家形成的初始阶段,从孔、孟开始,还是把性看成是人们的一种正常的生活需要,例如孟子说:“食、色性也”,《礼记•礼运》中说:“饮食、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。”孔子也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”。都说明了这个道理。

 

可是,另一方面,孔、孟又提倡“男女授受不亲”,对性要以“礼”来控制,既开放、又控制,在后世一直是这样。在一端是开放,另一端是禁锢,而在中间找一个平衡点,这种情况在各个朝代直至现代都是相同的,只不过是时代不同,这个平衡点靠哪一端近是不尽相同的而已。后世的性学家,如元代李鹏飞所编撰的《三元延寿参赞书》第一卷先提出了“欲不可无”、“欲不可绝”,然后又提出了“欲不可早”、“欲不可纵”、“欲不可强”和“欲有所忌”也是不走极端而“用其中”的一种表现。

 

现在我们提倡性文明,性文明的含义不应该是绝对的性自由,也不是绝对的性管制,而应该是“健康的自由”加“合理的控制”,这才能使人性能够充分发挥,不走极端,不绝对化,这也是中庸之道对现代性文化的一种影响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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